广州能源所在新能源政策研究方面取得系列进展

 

　　该研究构建了风能部件和氢能价值链不同环节的创新和政策的高分辨率一手数据库，分别覆盖1980-2020年间112个国家以及2010-2022年间67个国家，构建了包含政策、专利、工业竞争力、国际原油价格、知识产权生态、GDP、人口等方面的统计模型，深入分析了各类政策对不同风能部件、氢能价值链不同环节创新的异质性影响，揭示了变量之间的影响机制，通过构建反事实情景量化政策效应，创新性引入政策之间协同/拮抗关系识别模型，实证识别政策体系非线性影响。
 

图1 政策对不同质量风能创新影响的回归结果
 

　　研究结果表明，财政类政策，特别是补贴政策的效应十分显著，能够有效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但存在明显的边际效应递减和刺激产业无序扩张风险。对于风能，财政类政策作用主要集中在普通创新(从所有专利到国际专利家族，系数从0.966下降到0.488，见图1)，表现出明显的边际效应递减，说明过度的财政补贴仅刺激了一般创新数量增长，并未同步刺激高价值创新和行业高质量发展，过度补贴易导致产业无序扩张。对于氢能，补贴政策表现出高度的技术成熟度敏感性。如对于技术成熟度低的需求端，补贴通过缩小新能源与化石能源之间的成本差距，加速氢能的渗透，促进需求增加和潜在市场扩张进而刺激技术创新，系数为0.707且在1%水平显著；但对于技术成熟度高的供应端，政策效应不显著，补贴并未刺激创新增长反而易刺激产业无序扩张(见图2)。
 

图2 政策对氢能不同环节创新影响的回归结果
 

　　反事实分析进一步表明，财政类政策促进123.7%的风能创新总量增长，但风能政策之间未发现协同或拮抗作用，且监管立法促进叶片和控制系统创新增长77.9%和237.8%。对于氢能，研究发现其需求端战略规划与补贴以及立法同时实施时，政策之间存在拮抗作用。当战略规划和补贴减税同时实施，政策交互效应为20.54%，二者单独实施时政策效应分别为-1.7%和26.08%，政策交互导致政策效应下降3.84%；当战略规划和立法同时实施，政策交互效应为6.45%，二者单独实施时政策效应分别为-0.3%和9.37%，政策交互导致政策效应下降2.62%。
 

图3 1980-2020年间各政策对不同创新的量化效应
 

　　该研究阐明了政策在技术发展不同阶段的非线性影响，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理论参考。研究建议，财政类政策特别是补贴是推动创新有效手段，但随着技术成熟度提高，需建立梯度退出机制；与此同时，应重视监管立法在促进风能关键核心部件创新的重要性；此外，政策组合需留意长期政策战略规划与短期政策目标如补贴等间的动态协同。
 

　　研究得到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广东省重点研发计划、中国工程院项目等资助。